在我国肿瘤疾病负担持续攀升、医疗资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，肿瘤筛查与治疗的卫生经济学评价已成为公共卫生决策、医保准入与临床路径优化的核心依据。该评价体系以成本-效果、成本-效用、成本-效益为核心方法，通过量化健康产出与资源消耗，为筛选高性价比筛查方案、规范抗肿瘤治疗用药、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科学支撑，对实现肿瘤防控“早发现、可负担、优疗效”的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卫生经济学评价的核心方法体系成熟且应用广泛，主要包含三类经典模型。成本-效果分析（CEA） 以生命年、检出病例数为指标，直观反映每获得单位健康效果的投入；成本-效用分析（CUA） 引入质量调整生命年（QALY），兼顾生存时长与生活质量，是全球医保谈判与卫生技术评估（HTA）的金标准；成本-效益分析（CBA） 将健康收益货币化，直接对比投入与产出比值。决策树与Markov模型是肿瘤领域主流建模工具，可长期模拟疾病进展、筛查依从性、治疗转归与费用变化，精准测算增量成本效果比（ICER），并以人均GDP1-3倍作为支付意愿阈值，判断方案是否具备经济学优势。

肿瘤筛查的卫生经济学价值集中体现为“以小投入换大节约”。结直肠癌、胃癌、肺癌、乳腺癌等高发癌种的人群筛查研究一致证实，规范化早筛可显著降低晚期肿瘤占比，减少手术、放化疗、靶向及免疫治疗的巨额支出。国内多地结直肠癌筛查项目显示，每检出1例早期癌的投入约10-12万元，而晚期癌年均治疗费用可达数十万元，成本效益比可达1:8以上。高危人群界定、筛查间隔优化与依从性提升是关键优化点：年度粪便免疫化学检测（FIT）相比全结肠镜筛查，可节约80%以上内镜资源，同时保持相近的死亡率下降获益；低剂量螺旋CT（LDCT）用于肺癌高危人群筛查，ICER多处于可接受区间，优于无筛查策略。但过度筛查、低危人群频繁检查会推高成本、增加假阳性与不必要诊疗，需通过经济学评估划定最优筛查边界。

肿瘤治疗领域的卫生经济学评价，聚焦于靶向、免疫等高价药物与联合方案的性价比测算。随着抗肿瘤新药快速迭代，药物费用已成为治疗成本的主要构成。评价需全面纳入药品、住院、不良反应处理、随访及终末期关怀等全周期成本，对比不同方案的QALY增益与ICER值。研究显示，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（如EGFR、MSI-H检测分型用药）可避免无效治疗，显著提升成本效用；部分免疫联合方案虽 upfront 费用较高，但能延长无进展生存，在合理定价与医保谈判后可具备经济学优势。同时，不良反应管理、日间治疗、微创术式替代开放手术等路径优化，能降低非药物成本，进一步改善整体经济学表现。

当前我国肿瘤卫生经济学评价仍面临现实挑战：真实世界数据完整性不足、长期随访成本测算偏倚、区域医疗价格差异大、模型参数本土化程度待提升，部分研究过度依赖国外数据导致结论偏差。此外，基层筛查项目的人力、动员等间接成本常被忽略，影响结果准确性。未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肿瘤成本与疗效数据库，推进本土化模型构建，结合医保大数据开展真实世界研究，兼顾公平性与可及性，避免仅追求效率而忽视基层与弱势人群。

从政策应用来看，卫生经济学评价已深度融入我国肿瘤防控体系：指导国家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扩容与方案调整，成为医保目录谈判、抗肿瘤药物定价的核心依据，助力临床路径规范化，遏制过度医疗与资源浪费。对于晚期肿瘤治疗，评价可平衡疗效与费用，避免盲目使用高价方案，优先选择性价比更优的个体化策略，在延长生存的同时减轻患者与社会经济负担。

综上所述，肿瘤筛查与治疗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是平衡医疗质量、资源效率与民生负担的关键工具。以本土化模型与真实世界数据为基础，科学筛选高性价比筛查策略，优化抗肿瘤治疗用药与路径，能够在有限资源下最大化健康产出，降低疾病经济负担，推动我国肿瘤防控向精准化、高效化、可及化方向持续发展。